中国如何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发布时间：2023-08-10

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经历的有成功，亦有不成功，但总的来说，中国取得的进步是比较多和显著的。而且因为它内在的试验、学习、调整的规律，它亦形成了一种自己修复的能力。

自从1840年之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思考中国如何改革和复兴。他们徘徊在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与从西方带来的新思潮方向中，通过试验、学习和调整这一周而复始的方法来寻找中国进步的路径。

试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手段

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创办了经济特区作为试点，第一批试点城市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城市，它们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通过优惠的政策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收和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学习现代的管理经验，并且开辟和扩大中国与世界沟通与相互了解的窗口。

特区实施许多优惠政策，例如，在经济特区之内，企业享受更低的设备和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以及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外汇的结算与汇出、土地使用和相关人士的出入境收手续亦得到了相关政策的支持。经济特区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一定时期内通过中央政府给予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二者合力，其经济以超出一般地区很多的速度成长，人均经济实力接近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

事實上在中國決定採用任何重要措施之前，它必定會進行試點，作為將該議題的試驗。最著名的便是上述中改革開放初期時，由鄧小平先生主導的經濟特區試點。在第一批試點城市「先走一步」的嘗試相對成熟和成功之後，在1988年中央政府授權了海南成為經濟特區之後，至今亦先後批准了包括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在內等12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新特區」），以及包括浙江省溫州市、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山東省青島市5個城市或地區的等等一系列的經濟區推進改革開放。

在1990和2000年代，在中國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可能是「與國際接軌」。這代表了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對國際慣常做法的求知與追求。「與國際接軌」是多方面的，涵蓋模式、政策和法規等各方面。而向其他國家學習是中國普遍採用的手段。中國學習的對象從香港開始，到新加坡和台灣地區，再到日本、韓國，然後到歐美，以及全球。在制定重大政策之前（諸如在金融、醫療、社會保障、產業引導等方面），中國政府必定詳細研究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比較它們的利弊，然後作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

作為一種改革的方法，試點直到今天依然在進行。透過試點，中國政府（和企業）可以進行學習和適當調整。例如，2023年5月，浙江省首次召開全省共同富裕試點推進會，會議回顧了浙江省在中央指導下，以「試點中的試點」方式將共同富裕試點按特色、分批次地落地推進。這種方式在沒有許多先例可循的情況下獲得了創新經驗，一些試點甚至帶來了全國性的影響。

除此之外，數字人民幣的試點亦在全國持續推進。多個試點城市或地區，包括江蘇、廣東深圳、浙江義烏，因地制宜地推出了數字人民幣落地的解決方案，嘗試並拓展了許多不同的應用場景。從日常的「促消費」數字人民幣紅包、體育彩票的購買與兌獎，到為境外人士帶來支付新體驗的硬錢包、與多邊央行共同探索跨境使用等等多種不同類型的場景試點，逐步讓數位人民幣融入百姓衣食住行的各個領域。

試點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具備多方面的作用與影響力：一是可以在小範圍內測試新的制度或政策的效果，為全面推行提供經驗和依據。二是可以緩和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可接受性和靈活性。三是可以充分發揮地方和基層的創新精神，適應不同的地域和條件。四是可以避免一刀切的做法，減少改革的風險和成本。五是可以提高改革的效率和品質，促進改革的深化和完善。

中國的「舉國體制」

蘋果大學的顧道格教授（Professor Doug Guthrie）在2022年接受媒介訪問時說：蘋果的供應鏈能夠成功在中國建立和營造是基於三個原因：第一，中國政府能在全國範圍內調控勞動力的能力；第二，中國擁有「將一切聯繫在一起」的一流基礎設施；第三，中國許多城市有能力建立產業集群，形成龐大而複雜的供應鏈網絡。

簡單來說，支援蘋果在中國供應鏈是中國的「舉國體制」。蘋果公司在中國建立供應鏈不只是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工成本，還是因為中國可以提供的整套配合優勢，而這優勢往往是由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所牽頭的。

顧道格教授還指出，蘋果公司在中國並不存在任何「IP被偷竊」的情況，因為相關的IP都是蘋果公司與供應商共同研發的。這是一種集體合作的精神，但大量的供應商（包括中國大陸和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透過由中國政府和國有企業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無時無刻不在的動態式管理和協調，才能不斷輸出創新來支援蘋果公司的高效供應鏈。

舉國體制另一方面還是一套由較發達地區協助較不發達地區的援助機制。中國實施東西部扶貧協作，東部9個省、14個市結對幫扶中西部14個省區市，全國支援西藏和新疆，開展定點扶貧。這不僅僅推動了貧困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更加彰顯了中國全國一盤棋的制度特色。

几年前，我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旅游。当地导游跟我说，喀什这几年的旅游设施和其他配套设施发展得很好，主要多亏上海来的援疆干部。在此期间，上海的干部带来了新观念新思路，让喀什的旅游设施和整体管理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据官方媒体的统计，2010-2022年，12年间赴喀什的上海援疆干部人才数量总计达到724人，其周边产业也焕发了生机。

中国经济尝试中的不成功案例

就像所有尝试一样，中国在不断的尝试中免不了有些案例是不成功的。以下，我挑选了3个不成功的案例作为参考。

无锡尚德（下称尚德）曾是中国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 2000年，无锡市市政府与海归创始人达成合作，并调集市属企业600万元建立尚德电力公司（注1）。得益于领先的技术，完整的产业链和不断完善的政府平台建设，尚德于2005年成功在纽交所上市。但这家光伏产业里的巨头，却于8年后宣布破产重组。

按照中共江苏省无锡市委党校的论文《从无锡尚德破产重整案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所述，尚德的失败，一部分是因为它内部管理原因导致投入与产出不匹配，同时也因为政府不断提供的巨额资金和宽松信贷政策，让尚德可以扩大它的产业链，加剧了企业流动性风险，最后引致到破产。从尚德的案例中，我们得以反思：政府在资金上的引导与扶持，有时非但无法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反而会使企业忽略客观事实，做出错误的风险判断与决策。

另一个例子是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赛维）。作为当年入选亚洲百强企业的光伏巨头，赛维于2006年在美国纽交所单一上市，创下了当年中国企业最大规模的IPO记录（注2）。然而，曾经向着世界第一进军的企业，却在金融危机后迅速走向衰败。根据当年政策规定，光伏企业的最高负债率不得超过40%。赛维当年102.7%的负债率，已经严重违反了市场规则，就连江西省新余市市政府提供的30亿元救助资金和当地国资对于其股本的兜底都已无法完全拖住赛维的下沉。

2017年武汉市投资的武汉宏芯更是戏剧性。刚成立不久后，宏芯花重金请来在芯片行业富有经营的管理人，购入荷兰ASML公司的光刻机，投资额高达1280亿人民币，被列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然而如此集钱财、人才、器材为一体，万众瞩目的芯片公司，仅仅在两年后便抵押掉了光刻机。而令人惊奇的是，抵押状态上赫然写着「全新尚未使用」。按腾讯科技的报道透露（注3），后经调查发现，几位公司董事通过设立空壳公司北京光量蓝图，拉上武汉市政府成立重点项目公司武汉宏芯，然后通过总包商「武汉火炬建设」，将债务和风险转移给贷款银行、分包商、供应商。而各位涉事人在利用政府对芯片行业的重视牟取巨额利润之后，便全身而退了。

从以上3个案例可以看出，任何体制都存在不完美。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经历的有成功，亦有不成功，但总的来说，中国取得的进步是比较多和显著的。而且因为它内在的试验、学习、调整的规律，它亦形成了一种自己修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