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祖墀

高风咨询公司CEO

2023-7-26

在我在中国的30年战略管理咨询工作里，除了认识了为数不少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之外，我亦很荣幸认识了不少不同时代的年轻人。

战略咨询是一项高质量的工作，对人的要求特别高。而良好的咨询公司可以为有资格的人才提供相关的培训（包括项目上和项目外），让有潜质的年轻人可以在多方面取得（往往是巨大）的进步。

我在中国的咨询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我遇上了三批不同时代的年轻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些共同之处，亦发现了不少不一样的地方。

BCG时代的年轻人

在1993年我领导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中国的业务时，我们应该是第一家外资战略咨询公司在中国内地招聘本土的咨询顾问。当年BCG中国业务的始创人郑力行先生从当时的上海机床集团公司邀请了他们的原副总经理李大刚加入了BCG的上海办事处。李大刚在30几岁已被提拔为上海机床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是上海市第一批市一级公司领导干部年轻化的代表。在郑立行先生的引进下，大刚是BCG合资企业的第一位僱员。此外还有季正芳，她亦是机床公司出身，后来加入BCG，掌管我们的内部行政，成为我的助理，非常能干。

我们首两位咨询顾问是钱军和张璐斌。他们两位都在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做过，主要做销售的工作，当时宝洁是中国最红的外资，年轻人都想到宝洁工作。他们都是上海交大的毕业生，是杨院长的学生。后来两位都有很好的发展。张璐斌去了美国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读MBA。钱军则去了美国哈佛商学院，并是我们在中国内地保送去外国读书的首位员工（公司付学费和开支）。这是一历史创举，当时在中国是无人可以想象僱主（特别是外国来的僱主）居然会为员工付钱去攻读如哈佛商学院等国际顶尖学府。我记得钱军的故事曾经在上海市的报章刊登过。张、钱两位后来读完书后相继回国，后来的职业发展相当顺利。

现在BCG中国区的负责合伙人廖天舒亦是当时我从宝洁请过来的。天舒是钱军和张璐斌介绍的。我还记得第一次与她见面的时候是在广州某大酒店咖啡厅。转眼20年之后，她已成为BCG的资深合伙人和中国区的领导者。还有王烨、丁海英、黄辉、于江淳、戚克柟、许敏达等人。

之后每年我们都会从“清北复交”招聘新的顾问进来。因此，作为中国业务的负责人，我需要对每个申请人进行面试和作出最后是否录取的决定。

当时正值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先生南方访问之后，中国的经济开始复苏。当时中国整体的GDP只有6,191亿美元，而人均GDP更只有525美元。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的市场和作为一个“低成本的采购基地”突然之间产生很大的兴趣。当时BCG从香港办事处派人到上海与当地的团队一起合作，为客户进行咨询的协助。

当时“清北复交”的不少学生已经知道BCG的存在，亦知道管理咨询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不少学生对加入BCG非常向往。

那时候能够进入BCG的年轻人基本素质上是比较高的，况且一般都具备旺盛的学习欲望。尽管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并不充裕，但当我面试大量的他们和与最后筛选过的少量最后被录取的年轻顾问一起工作时，普遍感觉到他们身上愿意学习和进步的驱动力。当时，上海的地铁刚开始兴建，公交系统并不是那么完善，BCG的年轻顾问大部分都是骑自行车上班，虽然与“共享单车”在质量方面没法比较，但回想起来，他们都满怀对未来的憧憬。

他们在BCG工作了几年之后，一般会选择去读MBA或其它研究院课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全部都选择了到海外留学，一般都能进入水平比较高的MBA或研究院。作为他们的上司，我亦习惯了为他们撰写推荐书。

在读完MBA或研究院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回国，一部分回到咨询行业，另一部分到了其他行业，亦有一部分留在美国。几十年后，回头一看，他们已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博思艾伦（博斯）时代的年轻人

到2002年我回到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后改名博斯咨询公司，Booz & Company）为该公司重新建立他们在中国的业务。那是从零开始。我又开始大量在中国招聘年轻的管理咨询顾问了。那时与我在BCG开始时已经相隔有九年时间。中国的经济经历了不少起伏，但总的来说经济增长是快速的。

当时中国亦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那时中国整体的GDP已达14,705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位，而人均GDP亦已达到1,148美元。不少跨国公司憧憬着中国的市场，并将它们的供应链不断深入中国。同时中国企业，包括一些国企和一些民企，亦表现出它们逐渐突出的竞争力。中国市场保持高速发展。

这个时候，我招的年轻人与9年前在BCG招的，在经济水平上和对外界的了解上明显有所提升。他们亦不骑自行车上班了。当时上海地铁已经有好几条线开通，年轻人们乘搭公共交通便能上下班。还记得第一批招进来的有李师扬，张卓凝，叶菲，王春燕，濮春华等。就像BCG年代一样，他们都是来自于“清北复交”（在香港的，往往亦是毕业于当地或海外名校）。

中国的年轻顾问依然好学，努力和愿意接受新的挑战。随着公司中国业务的高速发展，这些年轻顾问们亦学到了不少不同类型项目的经验。一些为跨国公司，一些为国有企业，一些为民营企业，一些为当地政府，更有一些为多边机制，如世界银行等。在众多和高度多元的项目和客户环境中，年轻的顾问们成长得特别快。

就像BCG那些年轻人一样，在博思艾伦（博斯）咨询公司，这些年轻顾问在工作数年后亦一般会出发至海外，攻读MBA或其它项目。大部分之后回国了进入咨询行业，亦有不少选择其它行业。今天他们许多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上均相当成功。可以说，博思艾伦（博斯）亦成就了另一代的中国年轻人。

高风时代的年轻人

到2014年我创立了自己的高风咨询公司。我一样在中国内地招募了不少年轻人。2014年与1993年的中国已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中国企业家凭着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在不同行业进行创新和创业。那时中国的GDP已达104,767亿美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亦已达到7,637美元。

这时的年轻顾问普遍的经济条件已经非常不错，不少在本科已在国外修读之后再回国，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对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掌握能力比BCG和博思艾伦（博斯）年代的更胜一筹。

时代给予机会与挑战

我很幸运，在过去30年中，在内地认识了中国的“黄金三代”。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这段时间中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转变。除了在经济方面，在个人方面亦有许多变化。我所认识的“黄金三代”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中都属于年轻精英。但从时间纵轴来作纵向对比，高风时代的年轻人比博思艾伦（博斯）时代的和BCG时代的在多方面都明显取得了进步。

时代给予了中国的年轻人机会，亦赋予了他们挑战。中国的规模、发展速度、产业和企业类型的多样化，加上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全球化的高度发展环境，给予中国的年轻顾问们不断的磨练。而在磨练的进程中，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的来说，他们获得的机会会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多。

BCG时代我招的顾问今日已经50多岁了。时间过得真快，还记得当年他们青涩的面孔，好奇的眼神，和那些当年的穿着。

闲来坐下来浅尝着淡淡的绿茶，思念着过去和现在的情景，那中国的“黄金三代”就像一套电影般在我眼前掠过。